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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雄盛发娱乐场手机注册」人类大多数的暴力活动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而是在邻里之间

2020-01-11 16:56:19 热度:1653

「雄盛发娱乐场手机注册」人类大多数的暴力活动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而是在邻里之间

雄盛发娱乐场手机注册,3月23日早上,非洲马里中部的一个幅拉尼族人的村庄遭到多贡族人的屠杀,至少153人死亡,73人受伤,其中包括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26日指出,此场屠杀是该地区不断发生的一系列袭击和暴力循环的最新事件。袭击者使用了自动化武器,猎枪和其他武器。自去年3月以来,这些暴力事件导致约600人死亡,数千人流离失所,其中219人在今年头三个月中被杀死。

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,这些屠杀野蛮,不可理喻。什么事情必须用暴力来解决呢?实在是太愚蠢了。

很多学者都认为,自冷战以来,人类的暴力活动正在减少,世界迈入了一段名为“长和平”的时代。史蒂芬·平克也表示,千万年来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当明显,迄今没有改变。那么,发生在马里的屠杀是这一趋势的例外,还是长和平结束的标志呢?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《为什么不杀光》一书有助于我理清思路。

丹尼尔·希罗(daniel chirot)和克拉克·麦考利(clark mccauley)合著了这本书。谈到暴力,两位学者首先赞同平克的观点,将其视为一种受多重动机驱使的复杂的社会现象。他们认为,把崇尚暴力视为人类天性,或者将爱好和平视为人类天性,都是抓不住重点的刻板观念。在不同的情境中,基于不同的心理趋向,每个人会采取和解或暴力的行为,不同的集体亦然。因此,情境和心理比天性更关键。

情境因素有长短时段之分。与之相关的概念有系统、环境和场域。抛开它们的区别不谈,族群、宗教、阶级、国家、群体,还有历史、文化和社会习性,可以看作长期的情境因素。这些因素在短期的或即时的条件影响下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,从而把倾向暴力的个体或集体变为趋向和平,反之也是如此。这也很像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(randall collins)的看法。他把暴力看作是围绕着冲突目标,因应不同情境而生的,由恐惧、愤怒和激动等情感驱动的一系列路径。

换句话说,和平是人性,暴力也是。这一点看似老生常谈,却揭示了一个被我们忽略或回避的事实——大多数的暴力,尤其是集体屠杀,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,而发生在集体内部,发生在邻里之间、同志之间以及朋友之间——长期的敌对关系比起变动的内部矛盾反倒更稳定。故而《为什么不杀光》的作者强调,政治动乱中平民百姓彼此大肆杀戮,不是集体屠杀的特例。这当然离不开权力当局的默许或鼓励,但是其中最残酷、规模最庞大也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,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内部,由其中的社会成员自行发动。

也就是说,要理解集体屠杀,很大程度上要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入手。《为什么不杀光》的思路正是如此,两位作者一个是社会学家,一个是心理学家,他们试图用一种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复合视角,来解答集体屠杀的起因。

作者们特别提到了扬·格罗斯(jan t. gross)的史学杰作《邻人》(neighbors)。这本书所展示的,正是那被人忽略或回避的事实:波兰城市耶德瓦布内(jedwabne)的居民一半是犹太人,另一半是基督徒。二战期间,基督徒居民把他们的1600名犹太邻居几乎全杀光了,无论男女老幼。在彼时的波兰,这决非孤例。格罗斯认为,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些“邻居”的参与,纳粹不可能把波兰全境的300万犹太人杀掉九成。

另一名历史学家指出,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大屠杀也是如此。由平民自行发动的大屠杀极其暴虐极其血腥极其狂乱,直到军队逐渐恢复秩序,把目标对准共产党人及其左派同情者,杀戮的规模和程度才有所缩减。

一些研究者也想把注意力从集体屠杀的领导者、策划者和组织者转向普通人,看看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,然而所获不多。原因是这些人的作为往往甚少记录,或脱离了关注。他们事后一旦逃脱了惩罚,要么避而不谈,要么用受人蛊惑、遭人强迫、不了解状况等一堆说辞为自己开脱。这让我想起约书亚·奥本海默(joshua oppenheimer)拍摄的《杀戮演绎》和《沉默之像》,这两部优秀的纪录片完全可以和《为什么不杀光》相互参详。

对于集体屠杀的动机,《为什么不杀光》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。消灭——除掉妨碍自身目标的反对者;正义——自认受了欺侮要讨回公道;恐惧——你不杀他,他就杀你,先下手为强;净化——排除异己,维护种族、社会、国家和文化的纯洁,等等。但是,怀有这类动机并不意味着必然有这类行动。集体屠杀不是人类活动的常态,这说明现实中存在着某些不易更动的条件,约束着我们每个人。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,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,使我们成为施害者,到底是哪些约束条件,防止了我们的邻居,或者我们自己,没有从普通人蜕变成杀人凶手。而这些条件,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失效的。

《为什么不杀光》的特别之处就在于,它有一部分成果是依靠视角转换来达成。当研究者从惯常的客观视角转换为“杀人凶手”的主观视角,有一些重要的事实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了。

譬如说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的心理。谈起拿破仑军队撤出莫斯科时遭哥萨克骑兵追杀的恐怖情景,连身经百战的克劳塞维茨都说自己差点儿被吓疯,纳粹头子希姆莱第一次目睹屠杀犹太人的场景时也脸色惨白,几欲呕吐。可见那些大肆屠杀的行为背后,必然意味着某些日常心理机制被突破,或遭到抑制和克服。

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,它能让胆小懦弱的人感受到集体的支持,变得有恃无恐。反复的训练和调教也很有用,可以让施暴者减少行动的顾虑。把杀人仪式化也是一种常见办法,军队经常这么干,它会使得他们的暴力显得名正言顺。成吉思汗的军队平时举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,帮助他们在战争中习惯了残酷的屠城行动。纳粹屠杀犹太人往往驱使当地的乌克兰人、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来动手,在此之前,他们给这些行刑人灌大量的酒,让他们在麻木中更加穷凶极恶。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(stanley milgram)主持的服从权威的著名实验也能够说明,当情境因素被人刻意地左右,一个人的是非原则多么经不住考验。

根本仍是情境与心理的互动关系。如果说真实世界里的暴力呈现出人类恐惧、愤怒、认同、信念等情感的复杂交织,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些驱动情感的情境,尤其是短期即时的情境其实是容易安排的。也就是说,从另一个角度看,恐惧、愤怒、认同、信念等情感是容易受人拨弄和诱发的。手段实在太多了。当年一个信奉大日耳曼主义的德国作家就这样写道:“我凭上帝之名为了我的同胞而恨所有的法国人,我把这种恨教给我的儿子,我把它教给我的同胞的孩子。……我要尽毕生之力使鄙夷痛恨法国人在日耳曼心灵深处扎根。”中国人是不是也干着类似的事情?值得思考。

要防止普通人因心魔而成杀人魔,当然要阻断心魔的“生产链条”。而要切断链条,又需要在长期的情境因素上下工夫。制订冲突与和解的常规机制,用象征性的竞争替代实质性的暴力,设置冲突的门槛增加其代价和成本,培育和强化注重个人权利的道德规范,借助商业贸易等力量增强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等等,都是常识性质的路径。鉴于这些路径也有失灵的时候,我认为超越国家的国际体系应该有所发挥,过去应对科索沃的办法,也应该在叙利亚起作用。《为什么不杀光》一一论及了这些解决之道,不过略显概括。

在这本书的结尾,作者写道:“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杀掉?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。”我觉得作者的这番话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要把这个愿望变成事实描述,需要更多的思考,更多的行动。